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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曾想将北洋水师基地定在大连

发布时间:2019-06-20 18:18:47

李鸿章曾想将北洋水师基地定在大连

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,随着北洋舰队舰船数量增多,单舰吨位增大,驻泊之港和修船之坞倍感急需。经过几年的反复议论,至1880年,决定在旅顺口建港。  本期阵眼  曾在一段时间内,李鸿章所瞩目的海军基地是大连湾。 1880年李鸿章派人到大连湾勘测,这次勘测的结果,改变了李鸿章的想法,决定将建港的地点改在了旅顺口。  北洋海军建设初期,便遇到了有“鸟”无“窝”的尴尬。  军舰无坞,犹如鸟无巢,这只是一种比喻。有人更形象地认为,坞对于军舰,若良马必须有厩,病兵必须有医院治疗。且不说军舰处在水下部位的推进器检修、底部渗漏等必须上坞,定期的清理船底附着物,打船底防污漆,是舰艇经常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项装备保养项目,直接与舰艇战斗力相关。  艇底厚厚海生物 让艇速减慢  艇底易长各种附着水生物,是司空见惯的。除了常见的海蛎子等之外,还有管状的海蛸海肠、扇状的海贝海红、草状的海苔海菜等动植物,它们繁殖力极强,生长极为迅速,如果不及时上坞清理,会严重影响舰艇航速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发生过一件难以忘却也值得永远记取的事。  据海防前哨雷达站报告:有几艘通常被称作“特务艇”的可疑船只闯入我领海,海军某护卫艇大队奉命追击。照理说,护卫艇的航速高于“特务艇”,撵上它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护卫艇大队指挥员下达高速航行的命令后,艇队的速度并不见快,相反,与“特务艇”的距离渐渐远了。  更可气的是,“特务艇”在即将远逝的瞬间,发出了“再见”的灯光信号。  这个信号对我们的嘲笑十分强烈:“再见!”不仅讲礼貌,很客气,更意味着下次还要再来,“后会有期”……  护卫艇编队回到基地后,研究战艇速度大减的原因,主机、副机的转速与功率等都没有问题,操纵系统也正常,但上坞后一检查,因艇底涂刷的涂料质量差,竟长了半尺多厚的海生物,使艇速骤减了近三分之一。因此,不仅眼睁睁地看着可疑船只溜走了,还受到了嘲弄。此事惊动了中南海,海军受命立即展开技术会战,坚决攻克舰艇防污涂料难关!海军帆缆涂料研究室应运而生。  四座船坞都容不下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  欲引来凤凰,必须庭有梧桐,让其在树上筑巢;买千金之马,必须同时建厩,这是普通的常识,包括李鸿章等人在内的晚清海军的决策者和高级参谋们,是能想到这点的。  由于北洋舰队舰船数量增多,单舰吨位增大,对于驻泊之港和修船之坞倍感急需。  光绪朝初期,我国虽在福州、上海、广州、大沽有船坞四座,但是,没有一座可修理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铁甲舰之坞。  福州船坞为泥坞,属福州船厂,同治六年(1867年)修,坞长96米,宽48米,仅能修进1500吨以下之船。  上海船坞系泥坞,属江南制造局,同治六年(1867年)夏修,坞长99米,只能修理小型木壳兵船。  广州黄埔石船坞,为英人创建。光绪二年(1876年)修,由我国商家购买。一坞分内外两区。内区长82.9米,宽20.1米,深6米。外区长110.6米,宽21.9米,深6.4米。容量8500吨,可修5000吨之船。购买时,订约25年后,始准修舰艇。至光绪26年(1900年),约限届满。这样,该坞既无能力,又不准修理铁甲舰。  大沽船坞,光绪六年建,坞长102.4米,宽29.4米,深6.4米。海神庙西北尚有西坞一所。迤西复有乙、丙、丁三坞。三坞尺寸略小于东坞。乙坞长97.6米,宽25.6米,深5.4米;丙坞长96米,宽25.6米,深5.4米;丁坞长96米,宽26.6米,深4.5米。大沽船坞建造费用总计约银40余万两。大沽船坞只能修950吨以下舰船。  北洋舰队的主力舰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号铁甲舰,长95.5米,宽20.4米,吃水6.3米,排水量均在7300吨以上。而福州、上海、黄埔和大沽船坞的修理能力都在5000吨以下,因此,均不能修理“镇远”、“定远”舰。  没有船坞,购买铁甲舰曾一度搁浅  换一句俗话说:偌大的华夏国土内,可觅到的不过是三五只鸡窝,无法让非洲鸵鸟蹲。  早在同治十三年,福州将军文煜等人,就向朝廷建议购买铁甲舰,但因没有可以修理铁甲舰之坞,迟迟未向外国定购。李鸿章自光绪元年(1875年)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以后,常为此事焦虑,从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,先后与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、黎兆堂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祯、上海制造局道员郑藻如、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等军政要员,多次函商买铁甲舰及其修理船坞之事。  综观函稿内容,其意有四:  (1)在尚未解决修理船坞之前,不能定购铁甲船。认为“铁甲船为海防不可缺少之物,……无论船样稍旧,价值非廉,现无修船之坞与带之人,何敢贸然定购? ”  (2)对铁甲船保卫中国整个海疆的作用,存有疑虑。“铁甲船本应定购,唯南北洋面万余里,一旦有警,仅得一二船,恐不足以往来扼剿,或有失利,该船不能进口(修理),必先为敌所攫,转贻笑于天下。 ”  (3)沈葆祯曾提议缩小铁甲船的尺寸,以能进福州、上海船坞修理。但此种权宜之计,必将贻误海防建设。  (4)既然家里没有大窝,就不要引进火鸡,更不要买鸵鸟了,这是李鸿章早期的想法。  旅顺建港同时,定购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  总之,就加强海防来讲,购买铁甲船是必要的。但何时订购,购买什么样的铁甲船,则取决于修船之坞。因此,修船之坞,就成了制约购买铁甲舰的关键问题。  经过几年的反复议论,至光绪六年(1880年),在旅顺开工建港修坞的同时,向德国定购了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号铁甲舰。由此可见,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,是经过长时间考虑,反复协商,慎重决定的。“良禽择木而栖,贤臣择主而事”,正因为如此,许多有识之士,着文论证在何地建坞更妥。李龙光曾撰《中国择地建造船坞论》,此文谈到:各国海军,无不以船坞为重务,而中国则知其制度者少矣。如果有船无坞,则无法修理难,而藏船亦不容易。购买铁甲等船花费逾百万,怎么可以没有一个修藏之地呢?  实际上造坞不难,而择地难,非将沿海沿江岛屿、港汊进行普遍的勘察,就难得到其实在情形。即以大沽、旅顺船坞言之,大沽河道不深,铁甲兵船易于搁浅,只能容小轮;旅顺与烟台、威海卫遥遥相对,为北洋紧要门户,形势天然,规模颇大。近年由法人德威尼承包,计价银三十五万两,船坞大小各一,其大坞已经华人开凿过半,小坞亦借山势凿成,故工价大省。(转引自张侠等编《清末海军史料》)  大连湾是李鸿章的  由于定购了铁甲舰,建港修坞之事,势在必行。但对建港位置问题,清朝政府内主张不一,众说纷纭。当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主张建在大连湾或温州,福州船政大臣黎兆堂主张借用广州的黄埔船坞,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则主张建在烟台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起决定作用的李鸿章,曾在一段时间内,他所瞩目的海军基地是大连湾而不是旅顺口。请看他的函稿:大连湾距奉天金州三十里,系属海叉并非海口,实扼北洋形胜,宜湾泊多船。许道铃曾带蚊船四只前往巡察,谓可风得势。明春如选慕洋弁得人,拟派大员带现有蚊船、轮船常往驻泊操练,以待后年铁甲舰购到,渐可合成一小队,为北洋一小结构耳。  说到这里,顺便指出一点:  笔者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在书中称李鸿章为“中华名将”和“军事家”等等,评价甚高,吹捧肉麻。暂且不论他并无大的战例和战绩,如果从选取北洋舰队基地的地点来看,不论从地舆常识还是直观感受,大连是个四通八达的好商港,旅顺则是个易守难攻、形胜险峻的军港,这是凡夫俗子如我辈也能明眼判别的。再从战争实践来看,若是按李鸿章的初衷,则甲午之战、日俄旅顺之战,日军便不费吹灰之力了。联系到李鸿章谓琉球乃是“孤悬于海外的一个黑子”,不惜让日本占领;新疆是不毛之地,弃之“与肢体无伤”等等庸碌之眼光,低俗之识见,祸国之言论,如此吹嘘,实在是高帽廉价,李戴张冠,滥竽充数,贻笑大方。  两艘铁甲舰停长崎,日本人认为是示威  值得赞许的一点是李鸿章没有固执己见,一意孤行。光绪六年(1880年),李鸿章选派英弁葛雷孙及哥嘉等率蚊船至大连湾勘测,这次勘测的结果,改变了李鸿章拟在大连湾建港的主张,而把建港的地点改在了旅顺口:“金州之大连湾,可泊兵船多只……以大连湾口过宽,非有大支水陆军相为依护,不易立足。只可先择着名险要旅顺口屯扎。 ”  决定在旅顺建港修坞之后,其间由于爆发了中法甲申之战,耽误了工程进度,致使铁甲舰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购来后几年仍不能进坞。 1886年8月7日,因铁甲舰需要入坞上油修理,李鸿章命令丁汝昌带领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、“济远”、“威远”四船开往长崎。  李鸿章为什么把自己的主力军舰驶往日本?其醉翁之意明摆着,他要炫耀一下大清国的海军威力,让日本人自惭形秽,吓得缩进脖子(这显然是没有一点军事家头脑和眼光的战略失策)。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次到达日本之后,确实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当时,日本虽有不少新舰,但与这两艘铁甲舰比较起来,无论从吨位上还是从火力上都稍逊一筹。12英寸(305毫米)巨炮的炮口令许多日本人惊叹和咋舌,“畏如虎豹”。  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,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。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望着龙旗高扬、威风凛凛的巨舰,市民中交杂着惊叹、羡慕、愤懑等复杂情绪,议论纷纷,情绪激昂。  在日本人普遍认为清国舰队是前来示威的敌对心理下,这些情绪,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,终酿成一场着名的骚乱事件。不数日“长崎事件”即告发生。  导致“长崎事件”发生  1886年8月13日,星期五,中国水兵上岸购物,偶与日警发生殴斗,结果造成日警一人重伤,水兵一人轻伤的不幸事件。  关于双方发生斗殴的原因,各方的报道颇为不一。中国方面,根据《申报》发自长崎的消息,说是由于日本警察向中国水手找麻烦而起。但据《长崎快报》的报道,则说是由于中国水兵嫖妓并向警察行凶而起。  俗话说,强龙斗不过地头蛇,何况,中国水兵决非强龙,充其量是条蜥蜴而已,日方也决非地头蛇,而是凶恶的霸王龙。  结果是中国海军官兵死5名,失踪5名,伤38名(根据丁汝昌向李鸿章的报告),伤亡人数大大超过日本方面。  这便是“鸡”因为没有“窝”,“鸟”因没有“巢”,只得舍近求远,到敌国日本的长崎去暂栖,被气势汹汹的黄鼠狼咬得鲜血淋漓、死伤累累的惨痛教训。 本报特约撰稿陈明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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